天下彩票网投_天下彩票邀请码

他们是“看不见”的“110”警察******

　　■编者按

　　2020年7月21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“中国人民警察节”的批复》，自2021年起，将每年1月10日设立为“中国人民警察节”。这是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节日。

　　2023年1月10日是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。

　　回顾过去的一年，人民公安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安保工作，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；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；人民法院、检察院司法警察履行警务保障职责、护卫公平正义；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确保刑罚公正执行，做好罪犯改造工作……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，展现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、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。

　　本报编辑部特推出中国人民警察节专题报道，以文字和影像记录法治中国画卷中那抹“藏蓝色”。

　　接报警情后，他们调配警力、协调资源，一举一动牵动着全局。相比一线出警民警，他们常年隐于幕后，可谓“看不见”的“110”

　　图为白冰（右一）在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局指挥处值班科长办公位上工作。 刘聪 摄

　　《法治周末》记者 尹丽

　　无人不知“110”。

　　在“110”战线上，相比直面警情的派出所民警，负责指挥调度的警察们常年隐于幕后。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，却鲜为人知。

　　在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，《法治周末》记者走进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，请东城分局指挥处指挥调度科科长白冰讲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“110”工作。

　　白冰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指挥处指挥调度科科长，在“110”战线上坚守了二十余年。在警情处置过程中，这个科室正如其名，发挥着“指挥棒”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警情接入东城分局，白冰和他的同事们就会盯办。接报警情后，他们调配警力、协调资源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局。相比一线出警民警，他们常年隐于幕后，可谓“看不见”的“110”。

　　从“坐不住”到“沉下心”

　　白冰留着利落的“板寸”，工作时不管去哪儿都是一溜小跑。在东城分局，熟悉他的同事们对他有着同样的印象：“无论走到哪儿，都带着本儿和笔。”

　　对白冰而言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接到警情后，他需要记录所有关键、重要的信息，并不断更新情况进展。而往往一起警情尚在处置过程中，另一起甚至另几起又发生了……

　　“这就是一份‘费本儿’‘费键盘’的工作。”接受采访时，白冰微笑着说。工作至今，他写下了二三十本工作笔记，记不清换了多少个电脑键盘。

　　2002年7月警校毕业后，19岁的白冰分配到指挥中心工作。刚到工作岗位上，他就感到不适应，最大的表现是“坐不住”。

　　入职前，先后在两家基层派出所实习的白冰，已经习惯了“每天跑跑颠颠，什么活儿都干”的日子。可在指挥中心的这份新工作，需要成天守着电脑、电台、电话。一动一静，截然不同。

　　从坐不住，到沉下心；从需要师傅手把手地教，到可以独当一面处理警情，白冰坦言，这个过程自己花了将近一年时间。在师傅周传豹眼中，白冰不仅聪明，而且肯学。颇令他骄傲的是，白冰作为自己的徒弟，现在仍然坚守在指挥岗位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坚守和传承。

　　白冰觉得，当年师傅的“传帮带”，像极了电视剧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里提到的“练兵七法”：“一、我做给你看；二、你做给我看；三、讲评；四、我再做给你看；五、你再做给我看；六、还是讲评；七、你再做。”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，一年倏地过去了。

　　采访间隙，白冰和周传豹感叹着时光的流逝。白冰笑着抬起一只手，向师傅比划着自己刚参加工作时，周传豹儿子的身高。仿佛时间只是轻轻一晃，当年才上小学的那个男孩，现在都已经成家了。而白冰的女儿，现在也已经上小学五年级——那是一个梦想“在故宫里当警察”的女孩。

　　“良心活儿”与“会干活儿”

　　指挥调度科工作的主阵地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。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这里的灯常年亮着。在这里工作的警察们，自然也无法感受到天色变幻。但在一张张办公桌上，电台、电脑、电话的另一端，却那样真实、密切地与人间冷暖相连。

　　对于有着二十余年工作经验的白冰来说，哪怕他早已见惯大小警情，每当新的警情接入，还是会有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。在他看来，指挥调度科的工作绝对是份“良心活儿”。很多时候，警情未必是大案要案，但同样关乎着鲜活生命的存亡。

　　2021年冬季的一天下午，有人报警称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走失。白冰在接到警情后，脑海里立马闪过一件事：天气预报称，当晚北京大风降温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老人，无处避寒的老人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白冰不敢怠慢，他坐在值班科长的办公桌前，不停调阅、查找监控探头记录下的画面，指挥相应派出所进行查找……白冰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拄着拐杖行走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老人，很快就被警方找到了。

　　除了“良心活儿”，“会干活儿”是白冰对工作要求的另一层领悟。

　　发生在几年前的一起抢劫警情，令白冰印象深刻。犯罪嫌疑人抢劫后，乘坐出租车逃跑。白冰回忆，案发当天，北京警方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。之后，他和同事们火速展开行动：通过电台布警、调集监控录像、进行周边布控……从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到将嫌疑人抓捕归案，仅仅用时17分钟。

　　2022年，一名诈骗嫌疑人从外区逃窜至东城。白冰在接到相关警情后，通过调集监控探头画面等方法，查找犯罪嫌疑人踪迹。结果，短短十分钟，他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。在联系派出所后，很快将嫌疑人抓获归案。事后，他和同事开玩笑：“别忘了，送我一面锦旗。”虽然，他和同事们从未得到过锦旗，早已习惯“深藏功与名”。

　　在日常的情况下，白冰会直接与报警人进行联系。一次，因为走失老人的信息不全，需要补充信息，白冰给老人家属打去电话。电话中，他一方面安抚走丢老人家属的情绪，另一方面，迅速将老人先前被遗漏的重要信息录入系统，以便派出所快速找到走失老人。十分钟后，家属特意给白冰打来电话表示感谢，告诉他老人在自家楼下找到了。

　　警察日亦是“平凡工作日”

　　出生于1990年的陈浩从派出所遴选到指挥调度科工作已有两年时间。他清晰地记得，两年前，自己刚走进大厅时，白冰向他介绍工作内容的画面：“几乎每5分钟，讲解就被打断一次——因为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忙。”值班科长坐席电脑键盘上的字母，是这场断断续续讲解的见证者——它已经被敲击得失去了颜色。

　　起初，了解到指挥调度科的工作时段安排，陈浩有些“轻敌”。他暗想：“这么长的时间怎么熬？”哪知真正投入工作后，这里成为了他心中的“战场”，接连不断的忙碌中，时间流逝得悄无声息。

　　作为白冰的徒弟，陈浩对这位工作细致、态度温和的师傅很是佩服。他举例说，在应急处突工作中，白冰作为牵头人，总能有条不紊地多条线展开工作，最终实现快速抓捕犯罪嫌疑人。白冰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他，“在盯问案件时，各方面情况掌握得特别详细、周全”。

　　“不折不扣的实战派，兢兢业业的工作者。”陈浩总结道。

　　接受《法治周末》记者采访时，陈浩先是小跑着去了趟厕所，坐下后放松了一下自己的脖子。听记者问及，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：“干我们行，容易落下职业病。”

　　对于时常连轴转上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工作状态，白冰习以为常。就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忙碌。难得晚上九点到家，妻子会惊讶地问：“今儿怎么回家这么早啊？”如今，他经常在后半夜值班。有段时间，“110”报警的提示音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。他一下子从梦中惊醒，以为又有新的警情摆在自己面前。

　　随着工作愈发忙碌，白冰感到与女儿的关系不似从前那样亲密。在女儿飞速成长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深夜才回到家中。可那时，女儿早已睡下。不过，但凡有一点闲暇，白冰都给了女儿：他让妻子在家好好休息，然后自己陪女儿打羽毛球、去书店、逛博物馆。哪怕只是和家人一起吃顿饭，白冰也会和妻子“聊聊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”，以期对一旁的女儿进行引导。

　　谈及即将到来的警察节，白冰脸上再次展露出笑容。于他而言，这个节日无疑意味着警察的骄傲与荣光，但这个日子也通常是一个他和同事们争分夺秒、全力以赴的“平凡的工作日”。

新岁访巴金******

　　中新社记者 谷苇

　　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，踏着霏霏细雨，来到巴金的家里。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，照旧“闭门谢客”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。

　　也许是江南的春寒，最难将息。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，有点“感冒”。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，脚步还是轻快的。

　　在他的客厅坐定，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。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，显然是乐观的。他说：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，他们在埋头苦干，有思想，有志气。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：“一个作家，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。”

　　“我自然还要写作，只是做得慢些。”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，巴金说：“那几项工作，总要把它做完。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。”巴金的“几项工作”，确实都在进行着，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，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。

　　为香港《大公报》所写的《随想录》，已出版了两集。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，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。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。他说：“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，我总把它写出来，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，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。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，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。”

　　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，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《一双美丽的眼睛》。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，问到“大概写了几万字了？”巴金微笑着回答：“这很难统计，反正在写。一定要把它写完的。”

　　“《创作回忆录》早已写完了。原来打算写10篇，结果写了11篇，都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发表过了。不久以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。”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，拿了一本新书下来，签上名，送给我。这确是一本好书，不论是书的内容，还是书的印刷、装帧和设计。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，这本书“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，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。”读过这些文章的人，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

　　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，那部有名的《往事与随想》。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，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。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，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，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。但是，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——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。“因为种种原因，可能完成得慢些。比原定的计划……”所谓“种种原因”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、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——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、日本、瑞典、瑞士等国家访问过。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、讲学、小住创作的国家。比如美国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，在来华访问时，都曾热情提出邀请。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，巴金都只好谢绝。此外，当然还有一些“非开不可”的会议。

　　当然，“开会”与写作是“两者不可兼得”的。有时为了开会，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有时，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、刊物、出版社的“盛情约稿”。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、体谅作家的苦衷的，但在“一约”、“一谢”的过程里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。

　　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，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，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。巴金只说了一件事：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《巴金选集》，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。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。

　　“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《巴金文集》吗？是否可以再版呢？”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，为了这部被张春桥、姚文元之类称作“十四卷邪书”的文集，巴金在已过去的“十年长夜”里吃够了苦。

　　“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。对读者来说，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，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。至于文集，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，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。所以，我不愿意它再版了。”对于出书，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。

　　早在几年之前，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。不论是在法国，或是在日本，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，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，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、整理，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。现在他的倡议，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。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，都热情地支持、拥护巴金的倡议。周而复把这个倡议，称作“一个迫切的倡议”，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。茅盾去世之前，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《夕阳》(后改名为《子夜》)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，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。至于巴金自己，他早已准备一俟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有了房子，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，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(包括许多珍贵的、著名作家亲手题赠“初版本”书籍)，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，都捐献给文学馆。除此而外，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，为文学馆的建成“助以一臂之力”。

　　现在，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，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。

　　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，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。告别时，巴金坦率地笑着说：“四人帮”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。但我终于活了下来，这是“幸免”，也是“幸存”，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，因此也格外珍惜。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，当然，首先就是写作。其次，就是为自己“料理后事”，我不想立什么遗嘱，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。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，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。比如主张办文学馆，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。还有我的稿费，也不想留给子女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。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、文学发展的地方。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。

　　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“戏言身后事”，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，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。

　　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、健康。

　　(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