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料图:汉服展示。安源 摄
曹喆介绍,“汉”字本意是天河,汉朝建国时以此作为国号,原先的华夏族也就被称为汉族。中国历史悠久,几千年来,汉服经历了多次胡汉融合。
因此,汉服来源多样,形成了款式极其丰富的汉服系统,这恰恰是历史积淀的结果。可以说,汉服是一个服饰系统,不是一种风格或类型。
如果按功能分类,汉服有祭服、朝服、公服、常服、燕服等,类似于今天的大礼服、小礼服、工作服和休闲服的分类方法。
按款式分类,则有深衣、袍、衣裳、襦裙等等。古代典章制度还按照礼仪和官级对服饰分类。研究者通常依据研究目的确定使用哪种汉服分类法。
不过,为了便于研究,可以把汉服归为三种基本款式,分别是衣裳制、深衣制和袍服制。因色彩、长短、宽窄、纹样、配饰等不同,这三种基本款式有很多变体。
汉服的“衣裳制”
《周易•系辞》有云: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。
曹喆说,从商代出土的人物造型玉器可以粗略看出,当时贵族是“上衣下裳”的着装。衣裳有可能是汉服最早的普遍使用的类型。
穿在上身的称为衣,穿在下身的是裳。大礼服往往都是衣裳制。如冕服采用的是衣裳制,不同朝代的冕服在冕冠、图案、尺寸以及颜色等细节上略有区别。
资料图:此前,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东路上演了一场国潮汉服巡游活动,30名汉服爱好者身着传统的汉服行走在街头,吸引过路行人。余轩 摄在一些重要场合,士人也穿上衣下裳。曹喆说,《礼记》记载,士人接受冠礼时头戴爵弁,穿纁(浅红色)裳。
周代至汉代的衣裳都是宽衣大袖,这也是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之一。胡汉文化交融过程中,汉人衣裳出现收窄变短的款式。
早期的汉服款式相对较为单一。慢慢地,汉服款式越来越多,出现了襦裙(袄、衫)、袍、袴褶、半袖等,衣裳有宽有窄,领子有交领、圆领、立领等,装饰纹样更是几乎不计其数。
所以,曹喆认为,要总结汉服特征,大致可以这么判断:汉服具有符合汉文化、礼仪要求,且符合中国人审美需求的特征。
明清流行马面裙
对古代服饰研究者来说,古代典籍、绘画等记录的题材大多数关于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”,如官服、贵族服饰等相对比较详细,出土的壁画和实物也多来自皇室或贵族墓葬。
曹喆表示,相较而言,明朝留下的小说、笔记、绘画以及实物资料较为丰富,比较有利于人们了解明代百姓的穿衣情况。
资料图:图为扮演水仙花仙子的汉服爱好者。 高铖 摄明代织造业发达,彼时江南是丝绸的织造中心,可以织造各种高级面料。明晚期,流行轻薄面料,据范濂《云间据目抄》所记,明代面料样式多样,不可胜数。明代晚期的老百姓只要经济条件允许,基本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。
男装主要有贴里、道袍、直掇、程子衣等。《云间据目抄》中提到男人都穿“细练褶”,这是从元代辫线袄演变出来的一种袍衫,上身和下裙在腰间缝合,裙腰下有褶。
此外,明代女装主要有衫、袄、褙子、比甲及裙子等。弘治年间妇女衫、袄很短,仅掩至裙腰,发髻不高。嘉靖初年,衣衫大至膝,裙短褶多,发髻很高。
明代男女都使用一种衬裙,使用马尾织成,称为马尾裙,它能把外裙撑开,人显得宽大。此外也流行裙袄,袄用大袖圆领,裙用马面裙。
明代有月华裙、凤尾裙、百褶裙等裙式。可以这么说,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。一般来说,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,两两相叠,两侧有褶,正面没有褶。
明代服饰样式和风格多样,部分服饰一直沿用到清末。戏剧用明式服装的传统一直流行到现在。明初时,一般老百姓的婚礼可以用九品官的服装作为婚礼服,新郎也称新郎官或新官人。
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
一般情况下,穿着者传达服饰的意义主要包括个性(品味)暗示和身份(职业)暗示两方面。
曹喆提到,中国人对“意义”非常重视,“以符号的方式表达含义是我们的文化传统。器物上的纹饰基本都是符号,体现了趋吉避凶的含义,服饰上的纹样更是难有例外”。
曹喆作品《汉服》。中华书局出版女式汉服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是牡丹、蝴蝶、凤凰等纹样,男式汉服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则是寿纹、云纹、回纹等。
此外,汉服纹样往往将各种吉祥含义的纹样凑到一起,如一幅画面同时有寿桃、蝴蝶、蝙蝠、如意等图案。以象征婚姻美满的纹样为例,有和合二仙、凤穿牡丹、蝶恋花、并蒂莲等。
汉服和礼仪密切相关。服饰礼仪展示的是服饰规范,与社会秩序、道德修养、物质生活等内容有关。《周礼》记载了五礼:吉礼,凶礼,军礼,宾礼,嘉礼。
《礼记·王制》则总结了社会生活的六种礼仪:冠、婚、丧、祭、乡、相见。无论哪种礼仪场合,都对服饰有规范要求。时至今日,人们在正式场合按照礼节穿衣的传统依旧留存。
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服饰的设计。比如穿衣服的时候,要考虑到服装如何搭配,这个过程,实际就是服装设计过程的一部分。
“中国人教育孩子,要求‘形端表正’,要做到这一点,需要‘正衣冠’,即衣服和帽子要穿戴端正,外表清洁整肃,内心同样要纯净正派。”曹喆表示,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,反映出穿着者的文化取向或者归属,服装和人的精神面貌联系甚为紧密。(完)
“数”造新动能,数字经济澎湃浙江****** 【乌镇实践】 光明日报见习记者 刘习 光明日报记者 王美莹 小桥流水,静谧从容;水墨江南,细腻温柔。在这收获的季节,乌镇和互联网的“约会”也步入第九个年头。八年来,数字经济的引擎动能,深深改变着这个江南小镇,进而影响着整个浙江。 “乌镇之光”超算中心收获了3600多个用户的青睐,承接了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。与之对应,集聚103名到访院士、54名进家院士的乌镇院士之家是软实力保障。强大的人才队伍加速推动技术成果从“实验室”向“车间”转化,是技术和生产革新背后的“最强智库”。 上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与桐乡崇福镇签约的清焓科技,在乌镇院士之家的帮助下成为国内首条具备年产能100万平方米的新型采暖建材示范生产线。公司董事长王昕感慨不已:“院士之家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。” 八年来,乌镇的数字经济企业数从最初的12家增至如今超过1000家。2022年上半年,乌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完成投资额15.9亿元,同比增长27.2%,成为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。 以乌镇为原点,互联网的涟漪不断荡漾开去,深深浸润着浙江大地。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的浪潮中,浙江的企业在不断地变化迭代。地处浙江台州的双环传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工厂,刚刚晋级“未来工厂”。在双环传动车间内,处处可闻机器轰鸣,却鲜见工人。 “未来工厂里,一个大学生带着一群机器人工作。”双环传动项目经理林菊华说。从前,每条生产线需配备12名工人,现在仅需3至5人。同时,借助VR眼镜,可以在双环传动数字驾驶舱“虚拟工厂”看到整条运转产线,管理人员可以实时了解情况,实现远程操控。 从最初的机器换人,到之后的车间智能化改造,再到如今的进阶版未来工厂,数字化加持的制造业在浙江释放出新的生机。日前,浙江全省未来工厂总数升至41家,涵盖信息通信技术、汽车、家居、纺织等行业。 数字化不仅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,也渗透到居民生活更多方面,使人们得以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。在淳安县下姜村,70岁以上老人有105人,其中独居的有15人。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用“电力关爱码”为关照独居老人交出了“数智答卷”,应用上自动生成的红、黄、绿三色码可以及时研判并预警突发情况。 “以往我们对独居老人的日常监护,只能一户户敲门,现在‘电力关爱码’接入了‘浙政钉’平台,当出现红、黄码时,异常信息会以钉消息通知到乡镇管理员、村社网格员和电力志愿者,通过定位系统,我们三方工作人员可及时赶到现场处理异常情况。”下姜村网格员姜祖见说。 “全国很多乡村都存在巨大的数字赋能空间。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,使乡村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。”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院长吴若山说。 今天,5G已揭开面纱,连同AR、VR等新技术一起嵌入“寻常”的生产生活场景,居民生活,智能汽车、智能计算、智能传感和工业互联网“三智一网”产业蓬勃发展。 世界互联网大会迸发的数字之力从乌镇出发,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。借力数字经济,浙江打通了新时代发展的“任督二脉”。九年来,一张张承载着数字经济发展的蓝图覆盖了整个浙江,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区域样本。 一个数字文明的智造新时代在浙江悄然开启。在这里,新旧交替;在这里,万象更新! 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11月08日 10版) 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 [责编: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() |